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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周期調節托底,激發新的經濟增長點仍靠改革
公司名稱:聯合水務有限公司 發布時間:2019/12/13 17:00:00

       近期宏觀經濟研究界開展了宏觀形勢和應對策略的大討論,對于經濟下行是各方的基本共識,分歧主要集中在經濟下行的幅度和速度、下行原因是外部還是內部、應強化逆周期調節還是任由經濟下滑。

       12月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2020年經濟工作思路:全面做好“六穩”工作,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保穩定,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圓滿收官。在當前的內外部復雜形勢下,如何研判未來經濟走勢,應該如何做好六穩工作?我們有幾個基本判斷:第一,當前經濟形勢嚴峻,雖然有人口老齡化加快、環境污染成本上升等長期因素導致的潛在增長率下行的影響,但也要注意到預期惡化一旦形成,經濟下行可能加速下行,因此政策必須出手穩增長。第二,不能把正常的逆周期調節等同于大水漫灌,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正常使用并不必然會導致經濟結構的扭曲,尤其是財政政策具有明顯的結構性作用。第三,逆周期調節只是短期托底,激發新的經濟增長點仍靠改革,靠改革開放釋放市場活力,建立激勵機制激發民營企業家和地方政府的積極性。

       一、當前內外部形勢復雜嚴峻,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疲軟,經濟下行壓力大。

       前三季度中國GDP增速分別為6.4%、6.2%和6.0%,基本上逐季下行,創1992年GDP季度核算以來新低。

       首先,消費受居民收入增速放緩和高杠桿率抑制,2019年10月社零增速創2003年以來新低。經濟增速逐年下行,居民收入增速放緩,預算約束收緊,消費謹慎;居民部門杠桿率較高,債務負擔和利息支出壓力較大,同時消費性貸款增速放緩,超前消費受到抑制。

       其次,投資不振,基建反彈弱,制造業投資低迷,房地產投資緩慢下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自2009年高位之后連年下滑,2019年1-10月累計同比下滑5.2%;資本形成總額對GDP的拉動由最高的8個百分點降至2019年前三季度的1.2個百分點。第一,基建投資反彈力度弱,受地方政府財力不足和嚴控隱性債務制約。第二,制造業投資2019年1-10月累計同比僅增長2.6%,受出口下行、利潤下滑、中長期貸款占比偏低影響。其一,受貿易摩擦因素影響;其二,工業企業利潤增速自2017年以來持續下行,PPI轉負通縮,一些企業沒有新增投資、擴大產能的動力;其三,企業中長期貸款占比仍偏低,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第三,房地產投資是2019年經濟的重要支撐,融資和監管政策收緊、銷售降溫、土地購置負增長,未來將緩慢下行。2019年1-10月房地產投資增速仍然保持在10%以上,但隨著房地產銷售增速持續下滑,棚改貨幣化逐步退出,房地產融資政策收緊,在“房住不炒”、“不把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工具”的背景下,房企拿地更加謹慎,預計未來房地產投資增速將回落。

       最后,出口受全球經濟周期下行疊加貿易摩擦沖擊負增長,2019年1-10月累計同比-0.2%。全球經濟周期下行,出口訂單減少;另外還有貿易摩擦的影響。

       中國經濟面臨通縮而不是通脹,當前CPI高企主要是結構性通脹而非經濟過熱導致的全面通脹,核心CPI穩定,PPI為負。豬肉價格快速上漲主要受環保限養一刀切和非洲豬瘟等供給側沖擊影響,應剔除豬肉價格劇烈波動對通脹帶來的干擾。隨著工業品價格快速下跌,一些企業實際利率持續上升,不利于營業收入和盈利狀況,投資支出減少,總需求下滑,形成“債務-通縮”循環,進一步加大經濟下行壓力。

       當前經濟下行有外部和周期性因素,但主要是內部和結構性因素,短期經濟的主要矛盾是總需求不足,長期經濟的主要矛盾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需推進,未來的關鍵是,短期強化逆周期調節,長期深化改革開放,提升市場資源配置效率,提振微觀主體信心。

       二、財政、貨幣、匯率三大政策工具協調發力做好逆周期調節,財政優于貨幣,貨幣優于匯率,以六大改革為突破口。

       就財政、貨幣、匯率政策效果對比而言,財政優于貨幣,貨幣優于匯率,主要是基于:第一,從效果看,財政政策是結構性政策,不同于總量的貨幣政策,減稅降費、適度超前基建等在擴內需、降成本、調結構、穩預期上均能發揮作用,效果好于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的優勢在于總量調節降低融資成本,但貨幣政策對CPI結構性通脹、信用分層等結構性問題的作用較為有限;第二,財政政策空間大于貨幣政策,中國赤字率和政府部門尤其是中央政府負債率較低;第三,匯率政策目前更多是市場化,且受貿易談判制約。

       首先,關于財政政策:建議2020年財政政策更積極,上調赤字率和專項債發行規模,赤字和專項債達到兩個“3萬億”,支持減稅和基建,放水養魚,擴大內需。在貨幣政策效果有限的情況下,財政政策應承擔更大責任,且財政政策是結構性政策,可以解決貨幣政策難以解決的結構性問題。第一,適度擴大赤字尤其是中央財政赤字,赤字率可考慮突破3%,赤字總額3萬億,為減稅降費和增加支出穩基建騰出空間。第二,增加專項債額度,從2019年的2.15萬億上調至3萬億。第三,優化減稅降費方式,從當前主要針對增值稅的減稅格局轉為降低社保費率和企業所得稅稅率,提升企業獲得感。第四,增加國有企業利潤上繳比例,避免財政收入增速下行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出現“亂收費”等不利于營商環境的行為。第五,削減民生社保之外的開支,精簡機構人員,優化支出結構,提高財政支出效率。第六,改革財政體制,給地方放權,穩定增值稅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落實消費稅逐步下劃地方。

       再者,關于貨幣政策:不要把正常降準降息的宏觀逆周期調節簡單等同于大水漫灌,該降準降準,該降息降息,通過小幅、高頻、改革的方式降息,引導實際利率下行;疏通利率傳導機制,改善流動性分層,提高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在貸款中的比重。

       三、改革開放釋放經濟活力和新的經濟增長點,以六大改革為突破口,更大力度地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

       經濟增速換擋過程中并不天然存在中速增長平臺承接,不改革,可能沒有底,要對形勢的嚴峻性有充分的緊迫感,不能順其自然下滑,需要通過改革構筑新的增長平臺。當前一些地方政府干部和民營企業家的積極性有所下降,與官員激勵機制及所有制中性落實不到位有關,部分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存在層層加碼、一刀切等問題,挫傷了一些基層干部和企業家的積極性。

       具體的一些建議包括:第一,放開汽車、金融、能源、電信、電力等基礎領域及醫療教育等服務業市場準入,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第二,深化國企改革,以黑貓白貓的實用主義標準,落實競爭中性,消除所有制歧視。第三,建立居住導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長效機制,關鍵是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定。第四,中央政府加杠桿、轉移杠桿,讓微觀主體輕裝上陣,大規模減稅,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第五,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從間接融資到直接融資,發展PE、VC等。第六,當務之急是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積極性,給地方官員新的激勵機制,給民營企業家吃定心丸。

本文轉載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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